资料图：郭沫若

　　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

　　20世纪中国文坛群星闪耀，郭沫若是其中之一，郭沫若将他的文学创作紧密地与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，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担当。今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诞辰130周年纪念日，回顾这位文化巨匠的文学成就与传奇人生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诚的心和坦荡的灵魂。

资料图：诗集《女神》

　　《女神》：新生的民族与个人

　　1920年初的一个上午，坐落于日本福冈的九州大学医学部一切如常，郭沫若正坐在教室里专心听课，突然，他感到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催促着自己拿起笔，在面前的本子上写下了一些诗行。这种被诗兴 ;袭击”对郭沫若而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自从不久前在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等国内报刊上了解到隔海相望的中国诗坛的状况，郭沫若总是能够感受到蕴藏在生活之中的诗意，他几乎沉浸在诗歌的海洋中，所见所感无不充满诗意。这次，郭沫若本也没有太在意，更何况上午写出的只是一首未完成的作品，然而，诗意却没有轻易放过诗人，在晚上回到宿舍后，上午的诗意再次袭来，强大的力量使已经准备就寝的郭沫若像生了病一样牙关打战，作寒作冷，如果不把上午那首诗写完，恐怕连觉也睡不成。于是，郭沫若伏在枕头上，只拿着一支铅笔，迅速地写出了诗的下半部分，他只觉得自己是个扶乩者，诗的灵魂附在他的身上，他不能不写、不敢不写，同时，他也不愿不写。这首诗就是著名的《凤凰涅槃》，诗中浴火重生的凤凰正是诗人心中中国的形象，20世纪的中国正在浴火重生，而20世纪的中国诗人也正在和中国一起浴火重生。

　　新生的欢欣萦绕在郭沫若的心间久久不散，在《凤凰涅槃》之后，他又创作出了《天狗》一诗，在诗中，诗人化身为传说中的天狗，把日月星辰乃至全宇宙都吞食入腹，这本就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力量，而郭沫若的野心还不止于此，他要创造，他要做日月星辰的光。于是，肉体已经无法再承载新生所带来的力量， ;我便是我呀！我的我的要爆了！”有意思的是，如果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，就会发现，郭沫若诗中的天狗像极了宇宙里的黑洞，他吞噬、创造、重新定义一切，宇宙因他而生，也因他而湮灭。在1920年代，黑洞理论刚被提出，郭沫若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理论存在，但是，人类在新生后的想象力是无限的，能与宇宙万有产生共鸣。

　　1921年，郭沫若将包括《凤凰涅槃》与《天狗》在内的诗歌汇编成集，这便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的《女神》集，它在想象上的浪漫不羁、在语言上的慷慨豪壮、在意象上的雄奇飞扬都使其成为中国百年新诗史上的经典。《女神》一出世便激动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，这是 ;五四”时代精神的代表，是新生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，它的光芒穿透了百年沧桑，至今仍然绚烂辉煌。

　　戎马书生：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

　　唐代杨炯有诗曰： ;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，而郭沫若被人称作是 ;戎马书生”。许多次，在家国危难之际，郭沫若弃笔从戎，冲在了战斗的最前线，这正体现出了中国现代知识者的气节，他是充满浪漫气息的诗人，也是英勇无畏的战士。

　　早在留学日本期间，当郭沫若得知日本逼迫中国签订 ;二十一条”时，他曾愤然弃学返回国内，并挥笔写下一首诗： ;哀的美顿书已西，冲冠有怒与天齐。问谁牧马侵长塞，我欲屠蛟上大堤。此日九天成醉梦，当头一棒破痴迷。男儿投笔寻常事，归作沙场一片泥。”在郭沫若眼中，书生投笔、舍生取义本就是寻常之事，他早就做好了以身许国的准备。

　　1926年，以《女神》闻名的诗人郭沫若乘船离开了上海，前往当时的革命策源地——广州，在这里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正在酝酿，郭沫若准备好了随军开拔的准备。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孙炳文为郭沫若送上了 ;戎马书生”的称号，而郭沫若也一路冲锋在前，身先士卒，他总是为同志们打前站，寻找宿营地，甚至还会亲自为北伐将士们烧菜煮饭。郭沫若在北伐过程中还参与了多场激烈的战斗，当北伐大军开到武昌城下，他亲自绑扎攻城梯，参与了攻城的战斗，他甚至目睹好友牺牲在自己面前。多年后，当郭沫若回忆这段岁月，笔墨之间仍然流露出慷慨激昂的豪情。

资料图：《屈原——五幕史剧及其他》

　　抗日战争期间，郭沫若又一次回到了战场，这一次，郭沫若担起了抗日宣传的工作。在重庆时，郭沫若以自己的热情和乐观鼓舞着军民的情绪，面对着饱受战火折磨的民众，他创作了多出历史剧，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寻找战胜外敌的必然。在史剧《屈原——五幕史剧及其他》中，当舞台上的屈原朗诵着充满战斗激情的《雷电颂》时，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便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，给予他们生存的勇气、战斗的信心以及来自民族精神深处的自豪与骄傲。

资料图：《郭沫若全集》

　　自传：对自我的反思与超越

　　郭沫若在写诗和戏剧之外，还特别喜欢写 ;自传”，《郭沫若全集》文学编总共二十卷，有四卷是 ;自传”。这并不是因为郭沫若有意炫耀自己的身世，事实上，他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。

　　郭沫若在《我的童年》的前言中阐明了自己写自传的目的： ;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一个人，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。”时代与个人的命运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语境中交织，呈现出了那段峥嵘岁月中一名诗人的担当和作为。郭沫若对自传写作的执着来自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，1920年代中期，郭沫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著作的翻译，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所感受到的世界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，郭沫若发现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，他能够观察和解释自己所经历的人生，郭沫若的自传是对自身的检阅和洗礼，通过自传的写作，郭沫若重新检视了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，并用自身的经历现身说法，启发着所有读过他自传的人。

　　郭沫若的自传从19世纪末一直写到了1940年代，历史跨度极大，其中记录着不少有意思的历史素材。郭沫若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在嘉定城内的学习生涯时，竟专门腾出笔墨去写学校附近售卖的白斩鸡，从手法到配料写得清清楚楚，若是有人直接依照郭沫若的记载去烹饪，也必能做成一道好菜。最有意思的是，郭沫若写白斩鸡时还像专门诱惑读者一样，写了 ;雪白的鸡片，鲜红的辣油海椒，浓黑的酱油……这样写着禁不住垂涎的津津分泌了”。当下川菜中有一道 ;口水鸡”，莫非与郭沫若笔下的白斩鸡有着某种传承关系？

　　郭沫若的自传篇幅大、细节丰富、时间跨度长，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文化留下了详实的资料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郭沫若有意识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审视自己的生活轨迹，而更多的青年读着郭沫若的自传成长起来，自觉地加入到了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之中。

　　郭沫若与海南有缘，1960年代，他曾以古稀之年两度造访海南，在海南留下了不少诗篇。也许，在某时某地，我们在不经意间就会看到郭沫若在海南留下的痕迹，肃立瞻仰，其中蕴含着郭沫若对这方热土深沉的爱。